“白玫瑰”，一个美丽的名字，象征着纯洁与和平。
“白玫瑰”反纳粹组织是一个在慕尼黑发起的抵抗法西斯暴政的学生团体。“白玫瑰”的每一个成员都想向往着自由与和平，他们反对独裁、反对战争，他们制作了许多抵抗希特勒独裁的传单，试图唤醒尚沉睡于黑暗中的人民，同时，他们也以这样的方式向世人展示了，在纳粹统治下的黑暗年代里，德国人的良知并没有彻底的丧失，在这里还存在着另一种声音。
“白玫瑰”小组最初的发起者是汉斯·朔尔、克里斯托弗·普罗普斯特和亚历山大·施莫雷尔等几位慕尼黑大学医学系的学生。后来，他们的哲学老师胡贝尔教授也加入了进来，构成了这个组织的六位首脑。在他们当中，朔尔兄妹（汉斯·朔尔和索菲·朔尔）是最杰出的代表。
汉斯·朔尔少年时曾经也是希特勒青年团的一员，沉醉于纳粹万众一心的谎言之中，但是犹太人的悲惨遭遇以及一些政治事件使他逐渐从盲目的爱国情结中醒来。在大学里他结识了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他们经常聚在一起研究哲学、探讨救国救民的办法，他们选择了以印发传单的形式向民众揭露法西斯的真实面目，号召更多的人民觉醒，反对希特勒的极权统治，反对战争。
索菲·朔尔是汉斯的妹妹，同样是一位有着强烈正义感的大学生。起初她为哥哥汉斯的冒险行为深感担忧甚至反对。然而，对纳粹罪恶行径的仇恨使得索菲最终勇敢地站了出来，积极地投身到了反抗法西斯暴政的正义事业之中。
哲学教授胡贝尔在参与“白玫瑰”之前，曾经像“沉默的大多数”一样对汉斯·朔尔提出过这样的问题：“在这样困难的时局之中，你们的一张纸又能改变什么？你们这样做又有什么意义？”汉斯用最简洁的话语回答了他的教授：“唤醒人们。”自此，胡贝尔教授开始在纳粹当局的教授会议上消极抵抗，在课堂上讲授自由思考的权利，转而为“白玫瑰”印制传单提供纸张，最后索性加入了“白玫瑰”组织。
1943年2月18日清晨，朔尔兄妹带着大量的传单来到慕尼黑大学主楼。趁学生们上课之机，他们将传单放在了每间教室的门口。最后，索菲手里还剩下数百张的传单，于是她把这些传单从主楼光明殿的二层抛撒下去。之后不幸的事情发生了，她的举动被校工史密特发现并告发，盖世太保立即将朔尔兄妹逮捕。随即，普罗普斯特和胡贝尔教授等80多人也先后被捕。
1943年2月22日，一个永远难以忘怀的日子。纳粹“人民法庭”对朔尔兄妹等人进行了连续四个昼夜的审讯后，宣布判处朔尔兄妹等六人死刑，这是一次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就得出的死刑宣判。在审判的过程中，索菲一番滔滔不绝的英勇辩辞甚至得到了出庭纳粹军官的赞许。审判结束后，兄妹俩被带出法庭执行死刑。当天下午五时许，索菲·朔尔第一个走上了野蛮血腥的断头台。这位年仅22岁的女大学生面无惧色，在通向断头台的路上她的步伐从容自若。汉斯·朔尔是最后一个被行刑的，就义前汉斯奋力地高呼：“自由万岁！”，激昂的声音穿透了整个监狱。
战后，人们并没有忘记“白玫瑰”，更没有忘记殉难的六位烈士。1987年，原“白玫瑰”小组成员米勒先生发起并成立了“白玫瑰”抵抗运动基金会。如今，慕尼黑大学主楼内的白玫瑰纪念馆，每天的参观者络绎不绝。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大量的图片资料，望着照片中那一张张早已逝去的年轻的面孔，我不禁肃然起敬。“白玫瑰”组织所付出的一切绝不只是暗中制作散发反纳粹传单而慷慨就义那么简单，让我们仔细想想，在当时黑暗的纳粹德国，个人言论受到高度的限制，在“沉默的大多数”这般如此晦暗的格局下，作为脆弱的个体发出必要的声音需要的是何等的勇气！
或许正像胡贝尔教授所言，一张传单又能改变什么？但是，让我们不能忽视和不能否认的是，虽然传单只是一张薄薄的纸片，但它却默默地稀释了当时整个单一的黑暗色调中的政治格局，这种稀释是微弱的，可它毕竟发生了，它清楚反映了那些已经觉醒和尚在觉醒中的人们对纳粹政府的不满和对侵略战争的厌恶。一份“白玫瑰”的传单中这样写道：“如果暴动的浪潮席卷整个国家，就像空气一样，如果大家都来参与，那么制度就会在猛烈的浪潮中动摇。”也许这样的表达方式过于愤慨，但却鲜明地体现出了反抗运动应有的激昂。
“每一个世代的勇气都重新决定我们的文明。”——摘自朔尔兄妹的姐姐英格·朔尔所撰写的《白玫瑰一九四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