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兰巴托的山西人后裔

核心提示 前不久，重走西口路采访团从美丽的边城二连浩特走出国门，踏上了异国的土地，去寻觅当年晋商驼队悦耳的铃声，去探究晋商繁荣的历史，去采访当年走西口山西人的后裔，听他们讲述岁月沧桑的故事……

晋商辉煌不再

11月1日23时，记者一行踏上了北京-莫斯科的国际列车。在二连浩特和蒙古国的扎门乌德接受例行检查后，列车一头扎进了苍茫的夜色里。列车外面是什么样子？打开地图，这里的位置是蒙古国东戈壁省，顾名思义应该是苍茫的戈壁了。天亮了，放眼望去，草原上牧草稀疏，远处的山头上覆盖着白雪，马儿和羊群在冬日的草原上悠闲地觅食，偶尔也会看到村庄。和我们内蒙古一样，这里的牧民也都定居了，不过他们住的是俄罗斯风格的房子。让记者深有感触的是，在他们的房子旁边偶尔有几顶蒙古包，人们仍然在固守着蒙古民族的传统，保留着这些流动的家。一个四五岁的小女孩儿从一顶蒙古包里走出来，她举起右臂，向列车招手……当俄罗斯风格民居不断地出现在面前时，一位中国乘客说：“乌兰巴托到了！”

乌兰巴托是一座具有浓郁草原风情的现代城市，它被连绵起伏的群山环抱，坡上是密密麻麻的民居，清澈的图拉河从博格多山脚下缓缓流过……

乌兰巴托始建于1639年，当时称乌尔格，蒙古语为宫殿之意；1778年，改名为库伦、大库伦，蒙古语为大寺院之意。1924年，蒙古国改库伦为乌兰巴托，并且定为首都，意思是红色英雄城。

走西口的晋商雇佣的伙计们拉着骆驼，冒着风雪，历尽艰难险阻，北越长城，穿过蒙古戈壁，到库伦，再至恰克图，进而深入到俄罗斯西伯利亚，又达欧洲腹地圣彼得堡、莫斯科，这是继我国古代丝绸之路衰落之后在清代兴起的又一条陆上国际商路。雍正五年(1727年)，中俄两国政府签订了扩大通商的《恰克图条约》，确定恰克图为通商之地。辟埠伊始，在库伦驻足从事贸易的晋商捷足先登，参与了市场的创建，从而独霸恰克图市场170余年。

当年的库伦，商业繁荣到了什么程度？

山西省政协副主席、省晋商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张正明说：“乾隆年间，由内地迁移到库伦的商号已经有近2000家。他们在库伦寺院西部3华里的地方建起了一个商城。为了维护贸易秩序，晋商首先在这里建立了商会。库伦成为晋商最多的城市，晋商也成为首先占领漠北蒙古地区商贸经营市场的商帮。他们经营的商品有丝绸布匹、烟酒糖茶、珠宝首饰、宗教乐器、瓷器等。”

如今的乌兰巴托，常住人口中有70%是年轻人，是世界上人口最年轻的城市之一。即便是白发苍苍的长者，对当年晋商的辉煌也只是一脸茫然地摇头，城市中晋商的遗迹更是难以寻觅。晋商当年在库伦创造的辉煌，随着岁月荏苒和城市的改造，都湮没在了历史的尘埃中……

九月仙的故事

经过多方打听，记者听说在乌兰巴托城郊住着一位老人，她的丈夫是山西人，于是决定前往拜访。记者和翻译搭乘一辆破旧的出租车，往城北方向而去。不久，出租车行驶到了一个叫海拉斯特的地方，这个地名汉语的意思是“有榆树的地方”。经过一番寻访，记者找到了这位老人的家，推开木板院门，两条狗狂吠起来，其中一条是藏獒，一副凶猛的样子。院子不是很大，正北的几间房子略显破旧，院子东侧有两间土房。一位中年男子走了出来，把我们迎进屋里。狭窄的过道被当成了厨房，一位精神矍铄的老人正在忙碌着。记者向老人问好，没想到她竟然用流利的汉语说：“你好！”记者把从二连购买的两瓶白酒送给老人，她愉快地接受并且致谢。这两间房子外面的一间铺着地毯，摆放着桌椅，算是客厅。两间房子虽然不大，人却挺多，中年男子是老人的儿子，还有两个10多岁的女孩儿，最小的一个男孩儿才3岁。这是一个四世同堂之家。

“我叫九月仙！”老人张口就说出了自己的汉语乳名，她爽朗地笑着，然后用流利的汉语愉快地回答着记者的提问。老人现在的名字叫斯仁道乐格日，今年80岁，祖籍在河北阳原，祖辈是石匠。她的父亲姚振纲在清朝末年来到乌兰巴托干石匠活儿，后来与一名当地女子成婚。九月仙老人出生在异国他乡，汉语为什么如此流利呢？老人说，是父亲从小教她汉语。当时乌兰巴托有一个中国剧团，唱河北梆子和山西梆子，1945年，在父亲的支持下，九月仙开始学戏并且登台演出，九月仙成了她的艺名，在当地华人圈中名气不小。老人拿出两张发黄的黑白剧照：“这是我小时候唱戏时拍的！”由于时间久了，有些剧目老人已经记不清楚了，于是她又爽朗地笑了：“人老了，记不住了！”

当年在唱戏时，九月仙和一个看戏的小伙子认识了。他叫刘尚书，是山西定襄人，14岁时走西口到了内蒙古，在一家丝绸店做伙计。1945年，由于时局动荡，19岁的他来到了乌兰巴托，靠干建筑活儿为生。后来，他们结婚了。上世纪60年代，由于特殊原因，剧团解散了，九月仙告别了舞台。回忆起当年唱戏的场景，老人非常激动，泪花闪烁。老人有10个孩子，5男5女，大女儿、三女儿、五女儿和五儿子在韩国，他们都不会说汉语。老人拿出一套韩国酒杯送给记者：“这是我的一点儿心意，没有咱们国内的好！”

老人的孙女阿努金正在学习，记者发现她竟然能写一手漂亮的汉字。阿努金是老人五儿子钢巴特尔的孩子，钢巴特尔在韩国工作，不认识中文，但是他却让女儿上了中文学校，并且给她起了一个美丽的中国名字——玲倩。玲倩写下汉字“未”、“武”、“艾”，让老人认，老人笑着说：“认不下来了，孩子比我强了……”

在里间西墙的柜子上，记者发现，老人用中国传统方式供奉着父亲的牌位。她拿起遗像旁边放着的两个惟妙惟肖的小石狮：“这是我父亲刻的！”

临别时，老人不顾年迈，坚持把记者送到院门外……

我想回家看看

在乌兰巴托经商的几位内蒙古人得知记者的采访计划后，热情地给予了帮助，帮着找到了一位走西口山西人的后裔。在乌兰巴托第九区满是木板院落的巷道中穿梭了半个小时后，记者来到一座教堂的门房，见到了焦永威。

71岁的焦永威正在吃饭，见我们来访，立即撂下筷子，打开了话匣子。

焦永威祖籍山西定襄，在他3岁的时候母亲就去世了，两年后，当泥水匠的父亲只身走西口到了内蒙古，在呼和浩特修缮庙宇。1945年，他失去了父亲的音讯。

1957年，孤苦伶仃的焦永威终于有了父亲的消息！原来，他的父亲是去了乌兰巴托，当时他的父亲并不愿意去，但是拉他去的人说到了那里有吃的有喝的，于是他就去了。到了乌兰巴托他才知道，还是“受苦，当泥水匠”。定居下来的父亲托人捎信儿给焦永威，问他愿不愿意到乌兰巴托生活。焦永威思父心切，很快就办好了出国手续，到乌兰巴托和父亲一起生活。采访中，一位中年男子在北边一间堆满煤块的房子里给锅炉添煤，他用流利的汉语和记者打招呼，焦永威说那是他的大儿子。焦永威有7个孩子，4个女儿，3个儿子。过了不一会儿，他的二儿子孟和巴特和媳妇陪伴着母亲回来了。焦永威的老伴儿名叫金花，她的父亲是河北人，母亲是乌兰巴托人，她也会说汉语。在这个家庭里，孩子耳濡目染都会说汉语，但是不会写汉字。而孩子的孩子都选择了学习英语和韩语。1989年，焦永威带着老伴儿和几个孩子回到了祖国，回到了家乡山西，登上了雄伟壮丽的五台山。1990年，金花带着孩子到北京看病，她走进了故宫，被气势宏伟的古建筑所倾倒……

孟和巴特今年40岁，他告诉记者，他从中学毕业就跟随父亲干建筑活儿，后来服了兵役。他的两个孩子都能听懂一点儿汉语，但是不会说。

焦永威说：“当年，孟和巴特当兵没法儿跟着回国，我打算这两年再回一趟国，带着他回老家看看……”口文/首席记者 张泊寒 口摄影/首席记者 通拉嘎

九月仙老人给记者看她父亲留下的石狮

“看，这是我在老伴儿的老家山西和亲戚们拍的全家福！”

乌兰巴托民居中夹杂着不少蒙古包

提起辛酸往事，焦永威夫妇感慨不已